如果不介绍出处，人们很难想象这段深情的叙述出自一位侵华前日本军人之口。抗战时期，被八路军俘虏的日本军人香川隆在延安接受教育改造，度过了一生难忘的时光。

塔山每天都迎接着从南到北的游客。山腰后面，是游客很少去的地方，有几排窑洞。窑洞深处隐藏着一段历史。

8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创办了人类战争史上独一无二的学校——日本工农学校。数千名深受军国主义思想毒害的日本战俘在这里接受教育、改造。当一些人回到前线时，他们已经从战争战士变成了反法西斯战士。

“在这所学校里，真理战胜邪恶，进步战胜落后，文明战胜野蛮，一切欺骗和欺骗都被揭露和抛弃，和平友谊的理论在现实中生根发芽……”农民学校副校长外交官赵安波曾撰文回忆此事。

日本工农学校外景（延安革命纪念馆管理局提供）

“我们与日本无产阶级士兵没有冲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抗日前线。随着战争的进展，我军俘获的日本战俘越来越多。如何对待战俘，进行有效的教育改造，是我们党面临的现实问题。

” 1940年百团大战后，被八路军俘虏的日本士兵骤然增多，除部分释放或移交给国民党外，大部分战俘分散在八路军各部门他们深受军国主义思想毒害，反动顽固，需要一个稳定的改造环境，一些日本战俘也希望得到重新学习的机会。”原副所长霍景琏说。延安革命纪念馆。

事实上，宽待战俘、区分普通日本军人与军国主义者，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理念。

早在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就指出：“我们同日本无产阶级士兵没有冲突，我们必须用一切方法使他们站起来反对自己的法西斯压迫者。 ”

1937年10月，毛泽东在与英国记者伯特兰谈话时，再次明确提出“瓦解敌军、优待俘虏”是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三项基本原则之一。他说：“我们仍然以宽大的态度对待被俘的日本士兵和一些被迫打仗的下级干部，不辱骂他们，并向他们解释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未来的抗日战场？当“国际旅”出现时，他们就能加入这支军队，手持武器对抗日本帝国主义。”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日本工农学校应运而生。

1940年春，驻共产国际的日本共产党员冈野进抵达延安。经过他的提议，中共中央、八路军总政治部决定建立一所专门改造日本战俘的学校。

当时，关于学校选址的问题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学校位于东北干部学校旧址的宝塔山半山腰上，有人反对，说宝塔山是延安的象征，不适合战俘居住。”经过慎重考虑，政治部认为这里安静、空间大，可以为学员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考虑到战俘大多来自日本平民家庭，毛泽东亲自将学校命名为“日本工农学校”。

然而，改造这些深受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思想毒害的军人却并不容易！在押解战俘前往延安的途中，考验已经开始。

” “他们的背影，让他们非常感动。”霍景莲说道。

在一本名为《幸运者》的回忆录中，前日本军医佐藤武夫谈到了他的逃亡计划——

被八路军俘虏后，他经常早晚散步观察地形，伺机逃跑。直到有一次，他突然发高烧，昏迷了三天三夜。八路军医务人员对他精心照顾，还给他送来了名贵的咸菜。从此，他彻底被感动了，放弃了逃跑的念头，重新穿上白大褂，开始救治伤病员。

1940年10月，第一批来自晋北等地的日本战俘抵达延安，学校立即开始教学。中共中央在延安选派了一批精通日本和较早改变主意的日本战俘的人士担任教师。当时，学校的设施有一间约200平方米的教室、一个能容纳100多人的食堂和一间6孔洞的学生宿舍。冈野进曾回忆说：“窑洞的墙壁上涂着白色的粉末，所以看起来非常明亮。”

日本工农学校学生进行学习讨论

顽固的日本战俘被改造

1941年5月15日，日本工农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此时，冈野进已改名林哲，担任学校校长。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政治部敌工科科长赵安波任副校长。学校的校训是“和平、正义、友谊、勤奋、实践”。

第二天的《解放日报》详细记录了这次仪式的盛况：15日下午6点，八路军礼堂，朱总司令、各界代表和全体学校学生参加开幕式。主席台上悬挂着日本抗战同盟会的旗帜、日本工农学校的旗帜以及毛主席为大会题词：“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是团结的，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日本帝国主义。”

朱德总司令在讲话中表示，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能够回国组织日本“八路军”，与中国八路军携手并肩，共同抗击日本“八路军”。为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解放而斗争。随后，全校学生上台宣誓。仪式上还表演了日本歌曲、舞蹈和日剧《前哨站》等文化节目。晚上十二点，会议在欢乐的气氛中宣告结束。

长期研究日本工农学校历史的延安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常改祥表示，这次开学典礼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真诚关怀和八路军为日本兵打仗，温馨温暖的一幕触动了人们的心。学生肖林清在第二天举行的座谈会上说：“一年多来一直主宰我所有思想的被束缚的观念，直到昨天的会议才完全消失，我的思想得到了解放，我获得了重生！” ”

然而，此时的大多数日本战俘还远远没有这样的思想意识。

1942年6月12日的《解放日报》这样记载：“作为中国军队的俘虏，他们最初认为这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即使有学校的关心和安慰，他们仍然焦躁不安，自暴自弃。十有九种企图逃跑或自杀的方式，包括跳崖、早上不起床、不洗脸、随地大小便等，表现出消极抵抗。”赵安博还写道，学校宣布消息时，学生们极为怀疑，认为八路军要“减员”。他们，用它们来对付日本。

对于这些思想极其顽固的日本战俘，学校制定了详细的教学计划，开设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并​​根据学生的文化程度分为不同的学习小组。

开学第一年，课程主要包括时事与日本问题、自然科学、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到了1942年，随着学生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的提高，教学内容也从简单演变为进阶了，增加了苏共（布）史、政治常识等课程。

“在政治理论的教学中，学校特别注重学生对理论的系统、深入的掌握。为此，1942年的‘时事与日本问题’课程安排了《共产党宣言》、《日本问题》等专题。农业生产的衰退和农村危机、资产阶级的壮大、工人为什么要组织工会、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弱点等等？”常改祥说道。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改变了很多学​​生的世界观。

1942年下半年，一些学生开始学习陈云的《怎样做一名共产党员》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培养》等著作。学生前田光重后来回忆：世界观、人生观是非常深奥的知识，我以前从未接触过。我曾经认为日本有永远的天皇世系，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我对社会结构根本不了解，对那些封建迷信也没有任何怀疑……经过反复学习，我觉得书上说的有道理，我开始积极参加与政治干部的研讨。

日本工农学校还举办各种座谈会、讨论会，通过启发式、互动式教学，改造战俘思想。当时，在学校最著名的“日军暴行座谈会上”，学生们揭露了日军的惨无人道暴行，包括轮奸妇女、活埋平民、用活人练习刺刀、用毒气毒害平民等。他们越说，就越生气。他们开始反思自己所接受的有毒教育，逐渐认识到侵略者的邪恶本质。

同时，学校教师朴实无华的生活方式和热情细致的工作态度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魅力，默默地影响着日本战俘。

香川隆在其后来的著作《八路军中的日本兵》中回忆说，语文老师王学文总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讲得清清楚楚，反复重复要点。他经常穿着草鞋、戴着草帽来教我们。有一天，下了一场大雨，我们想：“也许王先生不会来了。”但他却卷起裤腿，跨过水涨船高的延河，准时去讲学。 “他的工作热情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让我们非常佩服他。”

“我渐渐感觉到，在无边的黑暗中，我找到了一丝光明。”

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对这些犯下重罪的日寇战俘进行镇压和报复，反而平等对待他们，为他们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条件。他们的生活条件甚至比八路军战士还要好得多。即使在陕甘宁边区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锁、陷入极大困难的情况下，边区政府仍将日本工农学校视为第一类供给单位，尽力提供所需物资。项目。

在日本工农学校旧址，一份菜谱记录了1943年学校的伙食情况：周一至周六，每日膳食有羊肉、猪肉或牛肉，主食不是小米而是白面粉。牙刷、毛巾、鞋子、肥皂等用品供应充足。

当时，日本工农学校每个学生每月领取3元生活费，而八路军排级干部只领取2元。由于安全级别较高，一些学生甚至在周日到街上买两杯高粱酒喝。

在宝塔山下、延河河畔，日本战俘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兄弟般的爱戴。宝塔山景区导游秦英说，日本工农学校没有高墙，也没有持枪的士兵把守。学生下课后可以像其他学校一样自由活动。

小林清曾在回忆录中吐露：“学校和国内的同志都非常尊重我们的人格和自尊。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和生活，让我们逐渐忘记了自己是在异国他乡的日本人。军人……完全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很自由，没有任何束缚的感觉。”

日本工农学校除了提供优厚的生活条件外，还建立了图书馆和俱乐部，并经常举办舞会、表演等文化活动。学生们跳樱花舞、表演反战戏剧、唱革命歌曲。他们的课余生活非常丰富。一位学生回忆道：“我们平时的文化体育生活就是打麻将、打扑克、围棋、军棋，有时还会打棒球。”

1941年5月8日的《新中国报》报道，“当时宝塔山下的延河滩宽阔，是一个很好的棒球场地”。有时，中央领导会散步，偶尔会碰上打棒球的学生。饶有兴趣地观看。

延安现存的大量文献和图片定格了当时日本战俘的生活场景。在旧校址的一张照片中，森健、秋山良志等八名师生身着八路军军服，站在塔山脚下。他们个个面带微笑，眼睛明亮，表情里充满了重生的喜悦。 。

正义的力量和善良的感化，让这些被军国主义蒙蔽了双眼的日本战俘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学生郑大谷曾于1942年7月在《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我的转变》的文章，他说：“在日本工农学校学习了半年，我渐渐感到在无边的黑暗中，我们找到了一线希望，那是因为我们了解了共产主义和其他无产阶级解放的知识……我将和中国八路军一起打败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军国主义，为中华民族和日本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就连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也对中共对待战俘的优待感到震惊。

1944年10月，美军观察组约翰·爱默生等人参观日本工农学校，认为中共对日本战俘的教育改造是成功的。他写的报告是这样描述的：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进入学校后会感受到舒适友好的氛围，周围都是日本人……

民运人士黄炎培在《从延安归来》一书中也写道：“我感觉这所日本工农学校很有活力。”

化敌为友的学校创造了奇迹

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俘身上发生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变化。

常改祥说，大规模生产运动启动后，按照政策，日本学员并没有生产任务，但他们受到边境地区军民生产热潮的感染，主动参加劳动。他们成立纺织小组、农业小组、木工小组等，开荒种菜，自己盖房子，帮老百姓锄草。 1943年秋，学员们收获了1万公斤土豆和9吨大豆。到1944年底，木工队已经制造了103个纺车。

很多人可能很难相信，中共对战俘的宽松政策，竟然让他们有平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

1941年10月，陕甘宁边区按照“三三制”原则举行了第二次参议院选举。日本工农学校的森健当选为参议员。

竞选期间，他慷慨激昂地说：“我们生活在中国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日本人有幸能够参加陕甘宁边区参议院的选举，这是国家给我们的机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要学习新民主主义政治。”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将为我们推翻日本反动的封建军阀政治、建立民主的新日本积累宝贵的革命经验。”演讲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随着改造的深入，一些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积极加入八路军、新四军和日本在华反战组织。他们的信仰战胜了鲜血，他们从战俘变成了反法西斯战士。毛泽东预言的“国际旅”成为了现实。

谢宇说，学员们在前线发传单、写反战标语、制作慰问袋，到前线发声，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战俘政策。他们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有的甚至献出生命。

“晴朗的天空，黑暗的心，停止无意义的战争。兄弟们，回国吧！”学生们还创作了大量的抗战歌曲，唱给前线的日军听。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30日，在延安王家坪礼堂，八路军为即将回国的日本工农学校学生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 9月18日，学生们离开延安。

至此，日本工农学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它是世界上唯一一所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学校。从1940年建校到1941年5月正式开学，再到1945年停办，先后下设山东分院、晋北分院、华中分院“数千名战俘在日本工农学校接受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伟大创举和光荣实践”。他领导的军队打响了抗日战争，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虽然学校停办了，但其教育培训的日本学生，有的回国后写下回忆录，揭露日军侵华罪行，有的继续从事反战宣传，努力宣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日本人的友谊贯穿一生。

其中，香川隆、前田光重合着的《八路军中的日本兵》，讲述了他们从“皇军”成为抗战战士的经历，介绍了八路军的英勇抗战，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佐藤武夫为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倡导中日友好而写下了《幸运者》一书。改革开放后，香川隆、前田光茂等多次访问延安，为增进中日友好作出了贡献。

这些学生中，只有肖林清没有回国。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工作，并担任天津市政协委员。他晚年也加入了中国国籍，亲眼目睹了新中国的成就。 1985年，他完成了回忆录《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日本八路军”自传》，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994年，肖林清在天津去世。他的骨灰一半带回日本，另一半安葬在天津。

2015年8月15日，小林清之子、日本八路军新四军战友局局长小林洋吉在《人民日报》撰文，深情回忆父亲并肩作战的日子。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

文章写道：“我的父亲曾经说过，我爱日本，因为它是我的祖国，是我长大的地方，有我的亲人，有很多值得记住的人。但我更爱中国，我爱那些奋斗过的人。”以及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与我同生共死、同甘共苦的中国人民。”